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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化模式的一般性與特殊性

  1949年以來,中國采取了一套富有“特色”的制度和政策,稱為“中國現代化模式”(下文簡稱“中國模式”)。隨著中國經濟奇跡的迸發,國際社會對中國模式的評價經歷了從懷疑、認可到贊賞的轉變。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希望向中國學習,以促進本國經濟起飛。中國模式,正如十九大報告指出,“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厘清中國模式、現代化一般規律與其他國家現代化模式間相互關系,有助于總結中國70年發展經驗;也有助于我們不忘初心,堅持“四個自信”,投身中國現代化實踐新征程。

  一、從世界歷史看現代化模式的一般與特殊

  一般性寓于特殊性,特殊性又總會表現出一般性。現代化有其一般規律,如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城市化以及作為前提條件的國家建構。而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又都面臨不同的條件。不同國家在其自身條件下推動現代化的制度和政策,構成不同的現代化模式。現代化是否順利,關鍵在于現代化一般規律與自身條件的結合程度。由此可見,不同的現代化模式可以相互借鑒:雖然各國自身條件不同,但可以借鑒其反映出的現代化一般規律,及其與自身條件結合的方式方法。

  那么,和誰比較?通常我們習慣“向上看”,和現代化已經取得成功的經濟體比較。這有助于我們汲取其成功經驗,卻也容易產生認識誤區。一種誤區,是認為有且只有“移植”發達經濟體現行制度,才能完成現代化,忽視了發展階段的差異。另一種誤區,是認識到發展階段的差異,強調借鑒發達經濟體相似發展階段的制度和政策;但將其現代化道路等價于現代化一般規律,沒有認識到這只是現代化模式的一種,也存在著內在缺陷,我們完全可以超越其路徑和目標。

  因此,客觀認識現代化的一般和特殊,不僅要“看當前”也要“看過去”,不僅要“向上看”還要“往下看”。這就需要世界歷史的視角。

  從世界歷史看,西方國家率先邁入現代化進程,并持續向外擴張;其他國家和地區則在這一沖擊中被動反應,卷入現代化大潮。20世紀50年代,發展中國家取得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進程才得以開啟。但直到今天,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未實現經濟起飛;拉美和東南亞國家雖然在一段時期取得較顯著的經濟績效,但隨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亞洲四小龍等少數國家和經濟體最終進入高收入階段。而在2008年后,發達國家一系列難以克服的經濟社會問題也再次凸顯。

  西方國家最早進入現代化,其模式當然值得借鑒,但需注意兩點。一是,學習西方模式,關鍵是學習其體現出的一般規律及其與自身條件相結合的方式,而不應將特殊條件作為其最早進入現代化的原因。二是,西方模式并不是完美的,無論是在其現代化過程中伴隨的對外剝削、對外掠奪,還是直至今日仍未解決的經濟社會不平等問題,都說明“歷史遠未終結”,后發國家應該也能夠開創更好的現代化模式。

  二、通常理解的“中國特色”符合現代化一般規律

  通常認為,中國模式的特色之處是政府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對其詰難也集中在此:在很多學者眼中,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緣于市場化改革,上述“特色”是被改革的對象。但從世界歷史的視角出發,強有力政府的構建及其作用發揮恰是市場深化和拓展的前提。

  這是基于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現代化的正反經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經濟體)才開啟獨立的現代化進程,大體分為三類。第一類未能實現經濟起飛,比例最大。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現代政府的缺失:內戰動亂、族群沖突,使得資本積累這一現代化基本動力缺乏保障。第二類實現經濟起飛但陷入瓶頸,主要是拉美和東南亞國家。這些國家依靠政府推動曾在較長時間獲得較快增長;但由于政府能力未能及時提升,政權“軟化”,腐敗和特權嚴重扭曲市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類成功邁入高收入階段,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這些經濟體,政府在經濟起飛階段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政府能力提升和職能轉換,也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最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這是基于發達國家現代化的歷史經驗。在很多學者看來,西方世界的興起緣于政府弱化,其重要依據,是光榮革命后的英國超越了專制王權下的法國。但如果轉換視角,則會看到大不一樣的場景。18世紀,英國率先實現政府的現代化,才是其形成更為廣闊的國內市場,促進經濟更快發展的根源。一方面,英國實現財政國家化,征稅官員由政府雇傭,稅率由國家規定;法國則采用包稅制,政府將稅收權拍賣給包稅者,后者為自身利潤最大化而橫征暴斂。另一方面,英國統一不同地區稅制,形成一體化的國內市場;法國卻分割為不同稅區,貨物在不同地區間運輸需繳納費用。此外,英國通過政府現代化,能更有效地動員資源,為取得軍事勝利奠定物質基礎。18世紀英法間的戰爭期間,英國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比重能夠達到法國的兩倍;而無法應對戰爭支出所導致的財政危機正是法國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這是基于經濟思想史的演進歷程。在經濟思想史中一直有強調政府干預和主張限制政府的兩大傳統,而西方國家在現代化起飛階段所奉行的經濟理論,恰恰都是主張發揮政府作用的,如英國的重商主義、德國的李斯特主義、美國的漢密爾頓主義。即使主張限制政府的主流經濟學,其建立自由市場的主張也以國家建構為前提。在《國富論》中,斯密主張的國內商品市場自由,需要取消地區間的稅制分割,這要求財政國家化;主張的勞動力市場自由,需要廢除同業公會和學徒法的桎梏,這要求政府超越小集體和個別地區利益;主張的土地市場自由,需要廢除長男繼承與限嗣繼承法,這要求打破封建領主制度。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開啟于鴉片戰爭,但直到新中國的成立才為現代化的順利推進創造了必要的制度前提和政治保障。在此之后,現代政府的建構與政府對資源的動員,始終構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條件和動力。這一通常被理解為“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恰恰符合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并且與先發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具有內在一致性。

  三、中國現代化模式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中國現代化模式形成的時空環境和國情背景。一國現代化會受外部和內部條件雙重制約。從外部條件看,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美蘇爭霸與冷戰格局的形成,中國建立起完備的工業體系,保障了國家的獨立和安全;20世紀80年代,面對新一輪全球化的開啟與冷戰格局的瓦解,中國又及時對外開放,并不斷深化,享受到全球化紅利。從內部條件看,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利用勞動力比較優勢,迅速融入全球分工體系;在發展中,又不斷提高勞動力素質,并充分利用國內市場廣闊、區域回旋余地大的優勢,持續提升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位階。

  中國經濟管理和社會治理的探索方式和理論基礎。與很多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并沒有照搬先發國家已有的制度和政策,而是不斷深化對現代化一般規律的認識,將其與中國實踐相結合,探索出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在具體的制度和政策方面,又是采取“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相結合,通過試點、提煉、推廣以及不同地區間的競爭,實現制度和政策的不斷變遷。也恰恰由于中國在借鑒其他國家經驗的基礎上堅持獨立探索,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反而符合現代化的一般規律。

  中國的公共權力與發展資源的動員和配置。在西方主流發展觀中,有主張更多發揮政府的促進作用,有主張更多發揮市場的競爭作用,但其實,發展是分階段的。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發展的條件和要求存在差異,需要施行不同的戰略和政策。在經濟發展初期,中國更加強調發揮政府的作用,奠定了較為齊全的工業基礎。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我們不斷強化市場的作用,更加充分地發揮個人的積極性。

  中國現代化模式中的產業組織和微觀基礎。企業是經濟的細胞。中國成功實現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的共同發展。國有企業在推動資本積累,取得自主技術創新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外資企業引入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并產生了競爭和示范效應。民營企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構成產能、稅收、就業的主要推動力。

  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公眾參與和成果分享。現代化既是生產力不斷提高、物質財富不斷積累的過程,也是社會結構不斷變化、利益關系不斷調整的過程。在上述過程中,必須處理好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關系,否則將阻礙甚至中斷現代化進程。中國將共同富裕作為現代化目標,不斷擴大發展的受益面和包容度,實現了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動態統一,從而保障了現代化進程的平穩安定。

  中國與世界其他經濟體的聯系及互動。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相互關聯、彼此影響。面對處于更高發展階段的經濟體,中國沒有同其他發展中國家那樣,閉關鎖國或依附于人,而是在保持獨立自主的條件下積極融入全球化,引進資本和技術,實現較快發展。面對處于較低發展階段的經濟體,中國也沒有同歷史上的發達國家那般,殖民掠奪或經濟控制,而是在促進自身發展的同時帶動周邊國家乃至全球經濟的增長,力圖建立更公平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實現共同發展。

  四、中國現代化模式具有更加一般的意義

  中國現代化模式的特殊之處,在某些方面更能體現出現代化的一般規律。由此出發,我們向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提出六點建議。

  第一,應立足自身條件推動現代化進程。從外部條件看,當前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時空環境,既與兩三百年前的西方國家不同,也與70年前的中國迥異。但每個時空都有其歷史機遇可以抓住,比如當前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努力。從內部條件看,每個國家都有其特別的資源稟賦、歷史背景和文化基礎。現代化的啟動和推進不需要將這些差異“抹平”,而是要找到將其轉化為發展動力的方式方法。

  第二,應歷史地借鑒先發國家經驗,獨立探索現代化道路。先發國家的現代化是一個自發過程,后發國家可以借鑒先發國家經驗。但如果抽象掉“歷史過程”,將兩者經濟水平的差異簡單歸結為某一特征的不同,如重工業比重、市場化程度或民主化水平,進而簡單加以縮小,不僅違背自身發展條件,也違背現代化一般規律,阻礙其現代化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模式恰恰再現了先發國家的歷史經驗,更值得借鑒。發展中國家應在借鑒他國經驗的基礎上,展開獨立探索。

  第三,應促進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共同發展。對國有企業的職能和作用,不同經濟學流派認識迥異。新古典經濟學將國有企業局限于壟斷行業和公共品領域。凱恩斯主義認為,市場不均衡是常態,國有企業是投資社會化的工具。在發展經濟學中,一國經濟起飛初期,需要政府主導投資打破貧困陷阱,國有企業是資本積累的載體。馬克思主義則將國有企業作為共同富裕的基石。其實,在現代化不同階段,國有企業承擔的職能是不同的。應適時轉變國有企業的職能和作用,使其支持民營企業的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實現兩者共同發展。

  第四,應不斷提高政府能力,打破利益集團束縛。在發展中國家,推動經濟發展存在兩難困境。一方面,發展必須依靠政府;但另一方面,政府不具備推動發展的能力。這就要求政府不斷提升尋找到正確的戰略和政策并加以落實的能力。現代化包含不同的階段,不同階段都需要采取相應的戰略和政策。每一項戰略和政策,都會產生與之相關的受益群體。調整這些戰略和政策,可能會受到這些受益群體的反對。實施戰略和政策的轉變,就必須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制約。

  第五,應指向更好的制度方案,實現效率和公平的動態統一。效率和公平是現代化的內在矛盾。在現代化各模式中,發展主義“重”資本積累,“輕”大眾消費,民眾積極性難以發揮;新自由主義充分釋放資本活力,但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民粹主義片面主張提高社會福利,反而侵蝕社會效率。正是由于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始終難以克服,不僅很多發展中國家存在社會對立和沖突,發達國家內部也出現動蕩。當前,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需要超越上述模式,指向更好的制度方案,在效率和公平的動態統一中,讓人人都能參與發展、都能在發展中各盡所能,并在這一基礎上人人都能夠獲得與其付出相匹配的發展成果。

  第六,應走獨立自主的開放發展道路,共同建立全球治理新體系。面對全球化,廣大發展中國家既不能閉關鎖國,錯失發展機遇;也不能依附于人,陷入分工體系的低端,而是要在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同時,積極融入全球化進程,促進生產力持續發展。當前,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不同國家間以及國家內部各群體的經濟失衡更加突出。但這些問題的產生并不源于全球化本身,而是源于推動全球化的舊有方式。發展中國家不能對全球化一“反”了之,而應同中國一起積極推動建立新的全球治理體系,讓全球化更有活力、更可持續、更加公平。

  (作者施戍杰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侯永志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發展部部長)

頻道編輯:劉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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